什么是基督教的中国化，如果展望未来的话肯定是见仁见智，会有很多不同的、不确定的看法，甚至会游谈无根。但是如果从经验历史的视角看，很多问题就便于入手，就可以从具体到一般，可以从经验进路到理论的抽象。因为自从基督教进入中国，以汉语向中国人传播以来，就已经自觉不自觉地开始了中国化的进程。现在和将来的中国化也一定会在利用和反省这些历史资源的基础上继续走下去。更重要的，在基督教中国化这个命题上，我们绝不能把这仅仅看成是基督教界的事情，因为从历史和现实来看，它始终是涉及到基督教界、中国社会和中国政府三个方面的一个交叉互动的过程，因此，我们必须在三个视角中来看基督教中国化的问题。

 

　　首先，基督教界自然是基督教中国化的主角。自基督教传入中国以来，特别是20世纪以来，在中国内忧外患的局面下，基督教界中有远见卓识的一批信徒及神学家，已经在中国化的大方向下探讨基督教的本色化本地化了。其间早的可以列出俞国桢、张亦镜、吴雷川、王治心、赵紫宸、谢扶雅等，晚近的有吴耀宗、丁光训等。如果更宽泛一点，一些西方教派人物甚至如贝德士这样的传教士也都是在不同的程度上意识到和探讨了这些问题，都尝试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寻找传播基督宗教的思想和文化的资源。其实除了基督教中国化最核心的理论探讨，中国信徒对教义、礼拜仪式、组织形式、圣乐、教会建筑等方面也都有适应性转换。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令人担忧的基督教民间宗教化的倾向。如果梳理这些已经发生的中国化思想与实践，测量已经达到的中国化的水平和影响，那么，中国的基督教信徒可能对他们所向往的中国化的境界究竟是什么，距离这个理想还有多远，当下要进行怎么样的中国化的努力，都会有更加明确的认识和进一步发展的议程。

 

　　其次，中国非信徒群体特别是世俗主义的知识界对基督教的中国化也至关重要。实际上自基督教东传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先是在夷夏之辩维护道统，后来在科学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下对基督教进行过激烈的批判。在特定的时代环境里，这种批判有其民族正义性和革命性，并且即使在今后，对宗教的理性审视和批评也永远会存在下去。不过，在这个东西方宗教思想相遇的过程中，逐渐有知识分子看到了中国知识界确实也存在对基督宗教经典的误读和对其政治影响的失真夸张。因此晚清较早出国做使节的曾纪泽、薛福成等在目睹西洋宗教实情的时候都开始了反思，康有为、梁启超其至还想模仿西教立孔教为国教。张之洞在《劝学篇》中也讲倘若国家治理得法，基督教也不过是佛教道教似的一个宗教而已，主张“非攻教”。即使在非基督教运动高潮时，田汉等一批知识分子还是主张要客观看待基督宗教。因此，时至今日，中国知识界更应该理性地认识基督教，以海纳百川的恢弘气度包容基督教，积极参与到推动基督宗教中国化的进程中，使得中华文化因吸纳异质宗教文化的营养而更加生机勃发。

 

　　最后，中国政界也应该是推动基督教中国化的重要力量。从历史上看，基督教传入中国以来，尤其民国以后，政教关系都呈现从紧张到缓和的趋势，教界与政府在文教医疗及抗战中有较多合作。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宗教政策中明确指出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实际上政府是引导基督教与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最主要的责任人。基督教中国化必将有利于基督教与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因此政界也应起到重要的引导作用，其中包括梳理和总结历史上处理政教关系的经验得失，在新形势下与时俱进的制度创新，为基督教中国化提供政治和政策上的条件，使得基督教中国化得到推进，真正适应于社会主义社会。

 

　　总之，基督教中国化的趋势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这一点西方学者也看到了。毕生研究中国基督教历史的西方教会学者裴士丹说：“我猜想在后西方基督教的国度里，中国基督教在自己丰富历史的宝库中能贡献出新的东西。”这个中国化的进程，也许就像曾经发生过的佛教中国化进程一样，教界、学界与政界都曾发挥过作用。当然历史不会简单地重复，在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全球化时代，还有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形势，今日的基督教中国化将面临更新的问题和更多的挑战。

2012-04-17《中国民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