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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地球上有六种世界力量：英吉利，俄罗斯，日本，中华，美国，和基督教青年会。”

——奥斯卡·布朗教授（美国范比尔登大学政治学权威）在1914年周游世界后说。

 

 

 

    十九世纪末，基督教青年会（以下简称青年会）进入中国时，中国最大的开放城市上海，不过30000位外国与新兴人口。可以说青年会是随着中国城市壮大而发展的。

 

    青年会最早出名的是，它为中国城市引进了一系列现代体育运动。你知道吗，中国第一个篮球房建于1908年的上海，建设者正是青年会。1913年在马尼拉举行的东亚运动会（第一届东亚运动会基本就是中国、日本、菲律宾三国青年会联合发起举办的），中国运动员由各地青年会选派。在中国新兴的城市人群中，他们组织各种职业体育比赛和文艺活动，充分满足了年青人的竞争心理和社交需求。当时，青年会被称为中国新体育的向导，1916年还创办中国第一个体育专门学校，开始中国体育专业化、社会化的启动。青年会还组织自行车郊游、游泳、体操等各种对青年人富有吸引力的活动，在当时可称开风气之先。

 

    青年会还为中国引进了现代意义上的公众讲演。那些来自不同国度的演讲者，携带各种科学仪器，在晚清的讲坛上吸引了中国人好奇与求知的眼光。

 

    1896年,美国人来会理协助成立中国第一个青年会，天津基督教青年会。1900年1月6日上海基督教青年会成立，仅用募来的85元钱在北苏州河租房两间作为会所。二十五年间，它的会员每年以350%速度激增，至1922年，已达至8万人，全国专职干事有800多人。它办了170所学校，1919年它的全国资产达到260万美元。和它在美国发展壮大一样，青年会在中国的壮大是因为满足了当时年轻一代的兴趣和要求。

 

    青年会往往在市中心，将一处处房屋购买下来，设计成市民的公共活动空间，年青人被吸引过来。上海的八仙桥青年会会所被称为当时远东最大的青年会所。而在北京，青年会是公交路线的一个站牌。当时的社会，流行吃饭让小姐陪的风气，但由于青年会严格的道德要求，青年会出租的宿舍不能带小姐，不准吃喝嫖赌。这让人们形成了青年会是洁身自好、做事高尚的团体的感觉。

 

    六十年前的上海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罗冠宗回忆：20世纪上半叶，青年会在中国发展，关键是抓住两点：一是满足年青人的兴趣。1904年，中国最早放映电影的“电光影院”，就设在青年会会址。鲁迅先生组织的萌芽时期木刻展也在青年会的办公地点举行。当时，上海青年会干事只有五十多人，却有上百个团契。绝招是按兴趣发展团契，让义工成为一个个团契领袖。一般通过面谈，干事们只要发现一个义工有组织能力，并对某个爱好有强烈兴趣，就会鼓励他组织兴趣团队。青年会并不出钱，只是出借活动场地。青年会举办礼拜、歌咏，但从不对青年说教，放手他们按自己兴趣发展。罗冠宗说，1945年他作为干事促成了大学校友联谊会，一开始是一个月一趟的相聚，先是请知名人士演讲，之后坐谈，后来变成半月一次，谈着谈着，大家自然按兴趣分成好几桌。你可以这桌听听那桌听听。一张张桌子就聚合成为一个个兴趣小组，于是各个小团契自然生发起来了。循着年轻人的兴趣，自然生发团契与细胞般分裂团契。道理就是这么简单。

 

    在当时，一个普通的市民为什么愿意加入青年会呢？青年会的另一法宝便是一切从年青人的需求出发。在交纳一笔会费后，他可以在青年会上英语学习班，学点洋派的味道；一个刚进上海的职员，可以以会员的身份租到廉价的职工公寓；可以在青年会的职介所找到与“洋”带点关系的诸如海关、邮政、外企的好工作；一个穷学生无力在学校的食堂进餐，可以在青年会平价学生食堂得以温饱。一个普通的市民，则可以享受青年会游泳、打乒乓、羽毛球健身房打折的优惠。当时的青年会，其实是市民享受社会服务的公共空间。罗冠宗回忆，年轻人的点子是层出不穷的。青年会不仅有1437名职员青年参加的夜校，还发动夜校生在贫民社区创办各种贫穷儿童学校，其中报童学校收纳了644名报童学习文化。

 

    用现在的眼光来看，青年会真是一个奇怪的团体：它容纳了小资产阶级、社会名流、职员、产业工人，它满足的是人们娱乐、社交、工作的各种需求。在生活的潜移默化中，青年会让各阶层的人们互助互尊，促进自己提倡的年青人“德智体群”的发展，“人格——中国的希望”（青年会的口号）在公共生活中实现。

 

 

 

    青年会放手发动青年,青年们给青年会带来层出不穷的新点子。当时各民众团体不少都搞公民教育，青年会的公民教育在其中别具一格。

 

    1920年始，青年会在第八次全会上决议将人格教育与公民教育列为四项基本任务之二。1923年开始全国的公民教育运动，聘刘湛恩博士为公民教育干事，由刘陆续编出“公民研究会方法”，“公民训练班办法”等有关公民研究资料20多种，1924年在广州、北京创办公民研究社。

 

    更为有趣的是，他们创立“少年民主共和实验国”，各少年团契改为省，1946年11月举行少年国竞选大会，47位12岁至18岁候选人每人作三分钟竞选演说，阐释他们的公共服务理念。演说中，有的说要办一所完全公费的大学，有的说建立图书馆……全体少年公民投票选20名“国会议员”，气氛庄严，认真态度完全出乎成人意料。第一届国会选出9人组成中央行政委员会，17岁的顾海清任主席，并组成9 个部长的内阁。当时著名社会人士陈已生说“没有参加少年国竞选是大人们的损失，它用事实说明什么是民主的选举，怎样才能推行公民训练。”

 

    青年会满足青年需要，引领青年的追求潮流，带来的则是极强的筹款能力。一年一度的筹款活动搞得声势热烈，连征募会员也利用年轻人好玩竞争的心理，采取分小组竞赛，以捐款会费决定名次。各小组到处请社会名流加入，采取各种吸引年青人的方法。1908年采取这种征募办法后，上海青年会会员从1909的966人在10年之间达到2238人。

 

    抗日战争时，青年会学生救济委员会与《新闻报》，《申报》进行联合筹款救助贫困学生，想出了代价券的点子，例如捐款一百元可以获得一百元代价券，这个券用于在指定的三十个学校的定期义卖市场中购买青年会募得的捐助物品。代价券既让捐助人觉得捐有所值，又让捐助人在捐助后参与学生活动。为了消化代价券，学生们又想了各种点子，如自制墨水出售；自办咖啡馆；学生卖场物品有剩，他们又组织捐助物品廉价大甩卖，更是热闹一场。筹得巨款后，按协议，《新闻报》《申报》各获四分之一用于报社济贫基金，剩下的归青年会，三方各自获利，受益的是穷苦学生。这似乎是现在香港社区货币的雏形。

 

    罗冠宗说，在他的记忆中，青年会最热闹的一次募捐活动，是抗战胜利后搞的助学捐。当时国民政府不许学联搞这类活动，学联就找到了青年会。青年会的人士脑子灵，他们想起当时痨病（肺结核）是不治之症，十痨九死，人们谈痨色变，是社会关注热点。青年会就与防痨协会商量，借用防痨名义，印制广告注明防痨办法，二元钱一张，发动社会和商界购买。每一个购买的店铺，贴上一个防痨助学的圆形标记。二元钱不贵，但不贴，会被同行看不起，商人们都买一张到十多张，几乎全上海的商店都贴上了小圆章。此举筹得6亿捐款，一半归防痨协会，一半捐给穷困学生。

 

 

    当然，如果青年会仅仅如上所述做的是慈善之事，它便不会在中国有如此影响力。

    1920年代中国陷入军阀时代，同时大量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外国制造业的扩张和贸易争夺使中国传统手工业崩溃，乡村产业萧条，出现危机。青年会的思想家艾迪在信中写道：“我刚刚访问过天津，那里有15000名童工在纺织厂工作，从早晨5点到晚上11点，每天工作十八个小时，除一口饭外没有任何工资。”   

 

    在这个动荡和困难的时代，青年会在中国的工作方向，由社会服务逐渐转变为社会改革。

 

    1926年，青年会在上海浦东约15万人口的郊区，为工人家庭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工人模范村”。24幢楼房有成套的卧室，卫生间，厨房；专门为工人设计的清洁住房，每间房子月租仅三元。而社区中间是穆德小屋，为工人家庭提供社会教育娱乐服务，包括125个工人子女的日校，和50名成年工人的夜校。由工人组织的社区自治团体保障他们的共同利益，经营各种活动，包括戏剧，音乐俱乐部，体育游戏，宗教集会，演讲，公共教育课程与健康活动，种牛痘与医疗检查等。这个模式赢得社会各界的高度评价，也被其它一些城市模仿。一时工人新村为青年会获得巨大荣誉。

 

    随后青年会又出台公共工业计划，用来帮助中国劳动者中培养一种新的领导阶层。这个计划在当时被国际上称为，一个以发现改进人类关系的法则为宗旨的社会试验，视为相当于简•亚当斯为芝加哥、贺川丰彦为日本带来的东西。

 

    青年会的劳工工作重在教育，他们开办了大量的工人夜校。在夜校里讲授的除了识字与文化技能，还讲“人类体力劳动不是一种商品”，“工人也要追求人格健康”，“安全必须一方面由资本家提供保护，另一方面由社会提供保护。”

 

    1923年青年会公布了工业改革条例，包括8小时工作制，工人周末休息，禁止使用12岁以下童工，适当的工作场所和条件，维持生存的工资等等。青年会在11个工厂集中的城市，发展这个工业改革计划。

 

    青年会为当时中国的社会改造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思路。同时，青年会与共产主义亦有共同点，即“解放全世界被压迫者”和“被压迫的人团结在一起”。但在具体方法上，两者相距甚远。青年会试图在中国推进的是无党派的劳工运动即“一个独立的劳工运动，一个工人的运动，由工人管理也只为了工人”。在青年会的理念中，“中国劳工运动应当寻找自己的社会哲学，不是从国外借来不切实际的口号，或接受面包裹着政党的糖衣公式，劳工运动必须找到它自己应该走的方向。只有在工人自己的利益基础上建立起来，并由他们自己的手来发展才能对中国劳苦大众有真正永远的价值。

 

    1934年，青年会思想家鲍乃德告诫沪江大学的学生们：“阶级斗争只会带来更多的斗争，而不是合作，暴力产生暴力，由剑建立的体制将在一定时期后由剑来灭亡。暴力革命现在似乎有用，但历史会证明它一定不会带来乌托邦，而是革命与反革命纠缠在一起的漫长而疲惫的环圈。”青年会是一个无党派组织，信奉1906年青年会北美协会确立的劳工运动宗旨即合作政策：“面对有组织的工业机构，青年会的工作范围主要放在雇主，雇员达成一致的地区，它不试图调整问题，但创造一种扩大双方协议中不冲突部分的精神，或许在这种情况下，问题会容易得到解决。”它不站在资本家一边，也不站在工人一边，而是保持与双方接触的关系，并为双方服务。如果站在某一边，就会失去作为一个合作机构的作用。存在的目的就会消失。包括所有阶级成员的青年会必须站在中间，保持与政府、资本家、劳工，学生、商人的联系，努力帮助所有人，为所有人服务。当时的青年会被民间看成让激进学生合法走入社会运动的机构，尝试社会改良。“除非通过一个渐进的改革方案，社会能赢得大众，否则在为社会其它人创造一个真正的环境前，看到激进势力掌握力量将不会是件意外的事。

青年会的劳工政策是相当成功的。

 

    1927年，几个青年会重要的工业干事成为当时国民政府劳工政策的制定人。孔祥熙成了劳工与商业部长，朱懋澄成了劳工部的领导。1928年，南京政府的8个部长中，5名是基督徒，所有人要么是前青年会干事或青年会干事的儿子。

 

    当时的大总统黎元洪称：“我希望在世界各个城市与乡村建立青年会，人们会有一种共同服务观念。”吉林省甚至要求每个镇都要建立青年会。

 

 

    当时青年会是一个社会网络，青年会干事们可谓个个都是社会活动家。

 

    青年会相当重视社会调查，认为这是解决社会问题的基础。北京青年会干事步济时被称为“中国社会工作之父”。1929年他出版的《北京的行会》是中国社会学开拓性的著作。他在北京成立了北京社会实进会，还将田野调查方法介绍到青年会，青年会因此完成了《北京社会调查》《北平人如何生活的》《华北乡村：1933年以前社会，政治及经济活动》《定县：华北农村社区》。《北京社会调查》被艾迪称为远东地区第一个此类调查。

 

    青年会总干事余日章主政青年会期间，提出“人格，中国的希望”，在他任上致力于培养年青人的人格基础。同时余日章又是一个出色的外交家。他曾与蒋梦麟二人为国民代表，在华盛顿会议上反对二十一条，并发动民间力量在国内筹款，从日本手中赎回胶济铁路。

 

   另一位总干事王正廷则在辞去总干事职务后，任政府参议院副议长，成为民国著名政治家与外交家，曾任民国政府外交部长，驻美大使。

 

    1924年，青年会干事徐宝谦，燕京大学教授，发出了“回民间去”的强烈呼声，此后形成“回民间去”的运动。徐认为“如果中国有阶级斗争，它一定是在受教育者与民众之间，……除非他们回到广大民众之间，中国就不会有希望。”

 

    中国著名的平民运动领袖晏阳初，在青年会发起的法国战时服务工作——为海外劳工写信——的活动中认同了青年会理想。1920年，受余日章邀请成为青年会的教育干事。在青年会工作中受到的启发，使晏阳初成功地找到了一条路径，最后成立中华平民教育会。因当时青年会以城市改革者面目自立，除了苏州唯亭有一个小项目外，在农村只做救灾工作，而晏的热情在广大农村，故而双方友好分手，晏以休假不拿薪的方式离开青年会。

 

 

    基督教青年会在全球的兴起，是与工业文明紧密相联。1844年6月6日，伦敦布料店两个伙计创办第一个基督教青年会。创办人乔治威廉宣布，在工业革命带来的精神沦丧时，青年会的目的是为提高青年的精神品质。

 

    在基督教中有两大流派，属灵派强调个人得救，而福音派则认为个人堕落除了道德，与社会的不合理有关：拒绝将个人得救作为救世主启示的开始与结束。福音派一度被称为基督教社会主义。1881-1894年美国有400万工人参加了1400次罢工，改变社会的思潮涌动。正因为福音派对工业文明的弊端有一系列的对抗举措，在美国得到迅猛发展。作为当时时尚的社会改造运动的一部分，除了反对用暴力推翻政府，与共产主义有异曲同工之处。因此基督社会主义福音派成了人们热衷的思想，在移民工人中甚至视作对共产主义的解毒剂——因为它主张社会公正改良但又不反对政府与体制。特别是在年青人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当时，青年会成为城市改革者，出现在贫民区与工厂中的青年会成员，是时代最前沿的理想主义者。

 

    美国罗斯福总统称：“我喜欢你们青年会的理由，就是你们将宗教和公共意识放在了一起。”就是这种理想与行动推进青年会在全球的普及。

 

原注：本文部分内容参考并引用了《革命之火的洗礼——美国社会福音和中国基督教青年会》有关章节。作者邢军，美国星海大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赵晓阳译。

            

本文部分内容采访自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前总干事罗冠宗老先生，谢谢其大力支持。

           

感谢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提供珍贵历史照片。

 

编注：本文转载自21CN新闻的“文化书评”一栏，来源于《民间》通讯2006年春季号 第40-44页，作者翟明磊。稍作编辑，详细原文可点击阅读：

http://news.21cn.com/today/legend/a/2006/0414/17/2777896_1.shtml